2001年夏天的一个周五晚上，我在天安门广场，被不断涌入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包围，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庆祝北京成功申奥。焰火映红了天空，汽车喇叭响彻全城，兴奋的人群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挤满了广场和周边道路。“北京！北京！”狂欢者挥舞着手中的中国国旗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大学生们闯过红绿灯, 高唱国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爱国歌曲。有年轻人脱掉了上衣，扯开红红绿绿绿的横幅，不停地绕着天安门广场跑圈庆祝。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和汽车堵塞了街道，胜利的标志被如醉如狂的人们点亮。国家领导人也来到天安门广场，感受欢庆气氛和喷薄而发的民族自豪感。
我是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那时刚来中国几个月，这场发生在政治中心的群体狂欢令我感到惊讶。1989之后，天安门还不曾出现过这么多人的场面，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但联想在所难免。那年，年轻人们聚集在广场上，抗议政府腐败，呼吁民主改革，但被暴力镇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学习中文的时候，天安门事件的阴霾仍笼罩大学校园。而现在人们为政府欢呼，似乎已经忘记了政府在1989的镇压。究竟人们对政治变革的诉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共产党怎样恢复它的根基？它还能维持多久的执政地位？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为此我走过不少中国城市和农村。我看到，中国政府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也可能是最成功的专制统治的试验。在西方的理论假设中，资本主义必将通向民主，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形成。但是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市场改革，一方面限制政治自由，不愿意放弃权力的中国共产党正主导着经济变革。繁荣景象之下，政府自身也进行了革新，以赢取朋友和盟友，也扼杀了民主变革的诉求。这是一项非凡的业绩，尤其考虑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如此多的苦难都是由这个政府酿成的，更是如此。
但仔细检视共产党成功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一群被共产党伤害过、又活过来的人，来自大跃进和文革幸存者的家庭，他们的价值观经历过经济急速发展和一夜暴富的考验。他们声称反对这个国家，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多的支配权。青年男女在天安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寻求民主的希望被屠杀压得粉碎，而比他们年纪更大更务实的一些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追寻政治变革。
毛死后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摆脱了一潭死水的经济状况，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和贸易龙头，高速增长的经济让其他国家眼红。高楼大厦从田间拔地而起，小渔村变身灯火通明的城市。婴儿死亡率下降，居民收入和平均寿命则不断提高。经济变革也带来了政治进步。毛所热衷的“运动”、大批斗、挥舞着红宝书的狂热青年已经是过去时。在共产党统治下，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也享受着比以往更多的人身自由和信息渠道。无论怎么看，中国过去这二十五年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中国人仍然没能摆脱毛的阴影，为精神和灵魂而做的斗争仍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一方面，党国腐败，“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正奋力保有专制统治体系和统治特权。 另一方面，地位“低下”的律师、记者、企业家、艺术家、能人和梦想家们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包容、更开放、更民主的中国而苦苦挣扎。
这斗争的成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上过半没有基本政治自由的人生活在中国，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中国，抑制国民对民主改革的诉求。而且，中国成为怎样的国家—民主的？专政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能解答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紧迫的问题，“中国崛起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换言之，中国政治体系的未来会决定，这股正在崛起的世界力量将有何作为，又将如何与亚洲邻国和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相互沟通影响。
本书试图以一些中国人的视角来描述为中国未来所做的努力，第一部分，我将通过个人来发掘和保存具有悲剧色彩的中国近代史，共产党重写历史的能力对它把握当下和未来、保证其执政的正当性非常重要。然而，以中共对天安门事件的暴力处理为开端，社会开始还原真相。第二部分探究毛死后，共产党如何发展，如何生存。对极权主义者来说，毛泽东一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犬儒、稳定、机敏的官僚机构，将自保置于其他价值之上，依赖于习惯性腐败和掠夺资本主义而存在。第三部分讲述矿工、工厂工人、党员和企业大亨们的故事，我会在这部分里道出，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让中国人看到一些民主进步希望的时候，四个普通人怎样去突破那些“合理”限制。他们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什么时候去斗争，又什么时候放弃原有主张，他们还得权衡这些决定会给他们的家庭和国家造成怎样的后果。
中国人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学了些法律，也从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上看到其他国家选举领导人的方式，他们日复一日地推动建立更积极应对、更公正的政治体系。共产党也努力去适应，有时会在呼声众多的压力之下退缩，但它仍未投降，更不曾靠近。共产党领导、数百万公务员和权力受益者依赖权力，垄断了相当可观的资源，坚持不懈地控制日渐动荡的社会。很多关心中国的人都认为民主化不可避免，人民终将胜利，一党专政的国家终将倒台。我当然希望如此。
但我也看到无意识的政治变革还不曾发生。这是一个艰难、混乱、有时令人伤感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变革发生，是因为有成长中的个体为之斗争、冒险和牺牲。这些人具有高尚、勇敢、无私、固执、自负、天真、善于谋划、不计后果的特质，我有幸在中国认识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他们的故事启发了我，完成本书。
译自前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潘公凯(Philip P. Pan)所著”Out of Mao’s Shadow”，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