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奈洛比的一家酒吧里,朱良修(音)大口喝着肯尼亚啤酒,吟出一句中国谚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佛山鞋匠已是二度来到非洲,虽然他说渐渐爱上这里,但仍能从他的口气里听出失望。
三年前,朱良修带着满满一个笔记本的订单第一次来到非洲,他惊讶的发现,非洲人不但乐意跟他做生意,而且很欣赏他的公司。他说:“我去过好几个大洲,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陌生人善待他,因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地达成密切的协议。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销往中国,挣来的钱用来新建学校和医院。当地人骄傲地告诉朱良修,为帮非洲脱贫,中国付出的努力比任何国家都多。
这次到非洲,朱良修觉得生意依然红火,甚至比上次还好,但非洲人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他的合作伙伴说他剥削当地人,中国货变成劣质品的代名词。政治因素也掺杂进来,“殖民地”的说法悄然四起。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悄悄议论说街上的流浪狗被吃掉了。
中国一度被视为非洲的救星,但现在非洲人对中国人抱着复杂的感情—尤其是对小国来说,中国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部分原因在于恶劣的商业行为随着糟糕的产品和服务一起进入非洲。中国公司援建的建筑工程总是草草完工,房屋倒塌的情况时有发生。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家医院开业时曾经大张旗鼓,可没过几个月,大楼墙壁就出现了裂痕,只能关门大吉。中国还援建了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到东南部城市奇龙杜130公里长的公路,不久后就被大雨冲断了。
中国式“买卖”
移居非洲的中国生意人带着混乱和肆意的行事风格,甚少顾及规章制度。在国内,他们就不会顾及当地人的感受,到了国外还是如此。比如,中石化在加蓬国家公园进行勘探,另外一家国有石油企业在苏丹开挖了原油湖。津巴布韦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曾指责中国的跨国企业“就像非法淘金矿工一样进行开采”。
工人受到的待遇只比自然环境的遭遇好上那么一点。在中国人经营的一家赞比亚铜矿井,工人们必须至少工作两年才能戴上安全帽。地下通风条件很恶劣,死亡事故几乎每天发生。为了避免惩罚,中国的管理人员向协会的头头行贿,带他们到中国的按摩院“参观学习”。他们解雇阻碍他们的工会代表,暴力驱散集会的工人。如果事情闹上了法庭,证人还会受到威胁恐吓。
这种紧张局势在去年达到了顶峰。赞比亚南部希纳宗格韦的矿工发起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两名中方管理者用散弹枪朝抗议的人员开火,致使至少十二人受伤,一些伤者伤愈的伤口里至今还残留有弹丸。当地议员Patson Mangunje说:“人们如疯狗一般出离愤怒了。”
中方也遇到过愤怒和失望的事情。在南非城市纽卡斯尔,中国纺织厂每个月付给工人200美元的工资,远高于中国的工资水平,但仍然比当地的最低工资低。工会曾经试图关闭这些工厂,中国老板要么对工会视而不见,要么假装不会讲英语。
他们指出,许多南非公司也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过高的工资标准让公司难以获利。要不是中国投资者,纽卡斯尔的失业率比现在还要高出60%。工人们都说低收入的工作总好过失业。工会的禁制令实施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去阻止警察关闭他们的工厂。
年轻的工厂老板王金福说,“看看我们,我们不是黄世仁。”四年前,他和妻子从福建来到这里,身上只有3000美元,头一年就在工厂地板铺上脏兮兮的床垫过夜。工厂的160名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而夫妻俩要负责包装货物、核对清单、发送货物,每天从拂晓忙碌到深夜。“他们为什么还会讨厌我们?”王先生说。
的确,中国帮助非洲提高了就业率,也让更多家庭买得起鞋子和收音机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去年,双方贸易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在过去两年向贫困国家发放的贷款数目超过了世界银行,这些贷款主要集中在非洲。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估算,2005年至2010年,14%的中国海外投资流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大部分投资经由香港中转,而美国传统基金会追踪到了这些投资的最终流向。
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王先生的问题:非洲国家不欢迎竞争,尤其是外国人带来的竞争。近年来上百家的尼日利亚纺织厂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此失业,只因他们无法同中国制造的廉价服装竞争。
喜忧参半
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批评声音说,这是伪装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试图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保住自身的优势地位。最近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索韦托市场里出现了中国商人,当地鸡肉价格因此下降一半,卷心菜价格也降低了65%。当地商人拎上装着家畜的笼子到当地的竞争委员会投诉,“中国人怎么敢扰乱我们的市场秩序。”商人 Justin Muchindu说。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中国人被禁止在市场做买卖。当地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声称,他们欢迎中国人来投资,但不欢迎中国供销商。
中国批评人士称,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给非洲带来投资、就业机会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恶习。即使以非洲的标准衡量,内地经济也是充斥着贪污腐败。中国管理者在全球行贿指数的榜单上“稳居前列”。这些管理者带着行贿的习气到了国外,渐渐破坏当地良好的管理制度。世界银行已经取消某些中国公司竞标非洲项目的资格。
为中国辩护的人说,中方投资者对当地政府的不良影响是有限的。非洲领导人要想贪污挪用开发基金其实很难,这笔钱通常存到北京的托管账户中,双方拟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后,中方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开发基金随之转到公司账户上。不管怎样,非洲建起了道路和港口,但不会得到现金,起码理论上是这样的。
第三个原因是,是中国被认为囤积占有了非洲的资源。中国希望保护燃料资源,但目前他们考虑的是不断增加的全球供给,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常在现货市场出售石油和矿石。而且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不只限于资源,除了矿井和油田以外,还修建铁路和桥梁,这划得来。中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心大使”,也不是一心只想掠夺土地的殖民主义者。
中非关系的暧昧和模糊给政治家提供了发挥空间。反对党抱着反中的立场参加竞选,卢旺达南部地区还对中国人的“剥削”发起过激烈争论。即便在相对平静的地区如纳米比亚也激起了反感,首都温特和克中方建筑工地的工人们据说遭遇了“不公平待遇”。赞比亚反对派领导Michael Sata更一贯保持着对中国的怀疑态度。
批评者还声称尽管劳务合同和服务条款的限制,中方的确已经战占有很多非洲的自然资源。中方也经常被指控把犯人送到非洲做苦力,当地人猜想,那些身着连衫裤工作服的训练有素的工人日夜辛劳,肯定是被逼的。
即便如此,反对意见或许不令人吃惊。非洲说他们感觉处于中国人包围之下,来自中国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已散布非洲各地。前非洲开发银行高级官员Sanou Mbaye说这十年到非洲的中国人比过去400年到非洲的欧洲人还多。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最先踏上非洲土地,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私人企业前来,还有一些是结束合同工作之后留下的。
很多人希望过上新生活。矿工和建筑工人在非洲发现了商机和更多自由(他们自己当老板,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中国政府对1600家公司调查显示,越来越多企业把非洲当做工业基地。制造业已经占据中方投资额的22%,紧追29%的采矿业。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出于非洲人的需求。很多国家把吸引工业投资当做提供自然资源交易的先决条件,在埃塞俄比亚的三间中国公司中,就有两间制造业企业。然而中国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外力驱动,他们投资海外想做的可不止是开采能源。他们希望去东京建摩天大楼,到伦敦开银行,在好莱坞拍电影。在竞争并不激烈的非洲,他们摸清了门道,中国的自由贸易港遍布这个大洲,非洲正是中国抢占全球商业据点过程中的一块垫脚石。
为此,中国政府鼓励国民到非洲从事各种商业行为。建筑业最受欢迎,占据了中国私人企业对非投资的四分之三。商务部称,中国公司每年签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订单超过500亿美元,而中国对非洲农业投入仅50亿美元,很多非洲人对此感到焦虑。
中国的推动作用最显著地表现在金融业。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后者是南非的债权人,也是非洲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它现在可以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提供人民币账户服务。其他中国大陆银行也在非洲设立了分支机构,向中国公司提供免抵押贷款。非洲人从理论上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但实际上很少能实现。
作为银行的掌控者,中国政府方面对这种批评保持警惕。有官员承认,导致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遭到损坏的不仅仅是那些无良企业家,很多政府行为本身也有待改进。
遭受质疑最多的是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使用方式,大部分贷款和使用支付是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收款人必须把这些钱花在中国公司身上。(日本、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也一直采取类似方式,最近才有所改变)但捆绑式的援助容易导致偷工减料。由于没有竞争,享有特权的公司留下了质量堪忧的道路和收费高昂的医院,但债权人和捐助者不会考虑到这种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政府的账单绝对不会公开透明,援助数据都是国家机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这两家主要的贷款机构,从未公布过对贫困国家发放的贷款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在国际顾问的劝说下,按比例把中国贷款的额度从90亿美元缩减到60亿美元。
铁哥们儿
而政治领域比金融业更黑暗。多年来中方与非洲的独裁统治者保持着紧密关系,认为他们是靠得住的伙伴。中国借助“互不干涉内政”的说法对那些令人憎恶的领袖表示支持,还认为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非洲人民越来越不能被这种说法说服。
非洲政坛的铁腕人物倒台之后,中国人在非洲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棘手。2008年,津巴布韦的Robert Mugabe破坏选举的行为引发了国内动荡,中国投资者匆匆逃离,占据优势地位的反对者们仍认为他们和独裁者是一伙的。国际刑事法院以种族灭绝等罪行对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发出过逮捕令,而此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坚定拥护者。但在一月份的全民公投中,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南部地区从苏丹脱离,中国领导人也急忙对奥马尔·巴希尔的敌人表示友好。
非洲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上并非无助,但必须承认一些国家态度并不够强硬:一贯态度专横的卢旺达竟任由中国投资者为所欲为。不过总的来说,非洲政府获得的交易还算公道,像安哥拉等国家更是精于谈判。安哥拉总统曾公开对中方领导人称:“你们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也居住着许多巴西人和葡萄牙人,安哥拉人暗中操纵他们与中方作对,自己从中获利。安哥拉还曾把一家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驱逐出门,只因双方在炼油厂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第二年,这家公司增加了投资,方才卷土重来。
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中国利用了非洲国家,造成各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不过,非洲国家驻华使馆之间的政策协商越来越频繁,这说明非洲国家在增强谈判能力方面迈出了有效的第一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为他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建议。但无论非洲政府怎么努力,他们始终不能从容应付大量的不断涌入的企业。虽然非洲国家也有保护雇员和环境的法规,但有关机构和体系极不完善,无法将这些法规落到实处。卢萨卡负责监控血汗工厂的劳动检查机构只有一辆公车,已经坏掉四个月了,这段时间足以让中国工程师从零开始,建起一片服装厂。
将来,中非双方的关系似乎会变得更亲密,W.H.Auden写过的首诗预言了这种前景:
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
一直到中国和非洲相遇
一直到河流翻越山岭
一直到鲑鱼在大街上歌唱
糖醋三文鱼确实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街头“哼唱”,非洲国家正抓住中国提供的每一个新机会,但也会对警惕其中的陷阱。
西方国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前进步伐,比如31岁的上海商人Danny Lau, 一年前才随朋友来到赞比亚,现在他已经在煤炭交易行业取得成功,还涉足了房地产业。他说,几年后他们会前往一个更富有的大洲发展,他们可以带上在阿克拉和布拉柴维尔积累的经验,杀到温哥华和萨格勒布去。
译自 The Chinese in Africa: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April 20, The Economist
对比阅读 南方周末 《超越争议的非洲开发 中国在赞比亚的真实存在》
this article forgot the perspective of US–Africa is never void–but it is dominated by european and us power. If China is not there, some other country will be there. The playoff of major powers can really benefit the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