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野心”变成中性词

“Age of Ambition” by Evans Osnos

“The People Republic of Amnesia” by Louisa Lim

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有一句流传至今已经烂大街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它似乎可以套用在许多场合，但当下的中国，却难以这样一刀切的下定义，前《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的新书《野心时代》也不过展现了其中的一些剖面——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仰。在欧逸文看来，“野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与个人主义一样，在生机勃勃狂飙突进的时代，在“如今的中国，成了必须”。

这是欧逸文离开中国之后再完成的书，却没有读到疏离感。里面有好些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已跃然纸上，为《纽约客》的读者们所知，也有些尚未进入大众视线的人物；有受政府欢迎的，也有政府不愿提起的；但在欧逸文看来，他们都是构成中国当下独一无二的符号。读者们可以抱着这样的期待阅读这本书：它不似一饮而尽的烈酒，却更像一壶清茶，清淡澄澈却可反复回味。

欧逸文不是最早为中国这个流变的时代作传的人，几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儿》就将目光瞄准了那些固守本心、勇于逆流而上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异见人士。不过，欧逸文的受访对象群体要多元得多，也年轻得多。

《野心时代》一书如副标题所示，为财富、真相和信仰三个部分。留给“真相”一部分的篇幅最多，占了11篇，从“戴着脚镣跳舞”的胡舒立开篇，在《纽约客》的《禁区》一文对胡舒立的长篇报道之后，欧逸文回顾和续写了这个中国新闻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的故事，当然，媒体运作背后那只看得见的手，是文章不可缺少的元素。有意思的是，欧逸文还让立场和政见不同的人们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他们各自“认为自己拥有解释中国的权利”，有的人甚至把这种追求变成了自己的“信仰”——不管旁人是否相信和认同。

除了欧逸文，也有其他外媒记者在不同的作品中追问“真相”，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华记者林慕莲的“People Republic of Amnesia”，她记录的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春夏之交的动荡——不少记者和学者已经做过这件事，林慕莲的记录有什么不同？她不愿意仅仅止步于此，除了访问当年的亲历者，林慕莲还将如今的集体行动与当年的做了个有趣的对比，只不过今天的故事打着“爱国反日”的旗号，一段更久远的历史反而被记得更牢。林慕莲和欧逸文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剖析这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更高、见识更广、生活更富足的一群人——与脚下这篇土地的关联，家国变迁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思想，面对国家意志和个人思想冲突时的个人抉择：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加倍铭记或不舍地追求历史的真相，有的人却选择淡漠地遗忘或放弃寻找。

虽然欧逸文讲述的是个体的故事，他却始终试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功地让国民脱贫的国家对言论自由施加了如此严苛的限制？为什么数百万讲一口流利英语、熟悉西方流行文化的中国年轻人把自己看作是“愤怒的年轻人”，有的还自愿抵抗西方的影响？不计代价地竞逐财富二三十载，各个阶层的人民将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有的受访者给出了答案，但更多的问题等待读者们自己去回答。欧逸文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不知道（中国往何处去），我也不愿意做任何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野心时代，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之前看到过有人把这两本书作比较，共同点是挺多——都是驻华记者的非虚构作品，都有对爱国青年和异见分子的刻画，但切入点和出口各不相同，两本书都登上了The Economist总结的政治类年度书单，所以把旧文整理出来，恰好同一时间看的这两本书。题外话，今年各大外媒上榜的好书，都在意料之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