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放歌须纵酒

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这句诗，可心里明明还是“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的安静,全无放荡不羁的影子。

转眼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又没那么简单。

一月，我的同学们在布拉格，我在北京。那儿下了新年的第一场雪，路边白花花的一片积了20公分。我拖着箱子，深一脚浅一脚挪到地铁站，从安慧北里到惠新西街北口，五号线转一号线，军博，出站打了个车，十块钱，到西站。我离开了北京。

后来，他们在九龙塘的泰国菜馆里替我庆祝生日，ET和Miss F从布拉格给我带回了明信片。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回校的小巴上迎着明晃晃的玻璃往外张望，如今在广州冷冽的冬天里，格外怀念那时的温暖。

二月，回家，春节。

三月，上课，实习。

四月，１号是哥哥的忌日，我站在遮打花园的长凳上，看大屏幕上放映他的《热情演唱会》，我旁边的女歌迷跟着从头唱到尾，虽然不时跑调，但听得出那真挚感情。他Encore时唱过《我》，身着洁白浴袍，听到开口第一句“I’m what I am”，眼泪就不止地流出来。ET回过头看我，眼眶也是泛红的。

五月，台湾十一日。半年之后在Seven的新书看到她写给台湾的文字和我的照片，没有多用心雕琢，仍产生恍如隔世之感。不是过了太久，而是她的气息迥然不同于香港、北京或是广州的，每每读到与台湾有关的文字，都仿如五月的清新海风扑面。舒国治在《我生活在台北这村庄上》里写过的“每日起床后，只在直直横横十几二十几条街巷穿梭，吃馄饨的摊子、买烧饼的小铺、喝甘蔗汁的店家皆相距不远。”再精当不过。

在花莲听到了最动人的故事，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一间民宿，是老板娘和自己的初恋男友一起开的。当初她北上台北，两人分开，各自有了家庭，过了三十年竟又在花莲再见，身边已无羁绊。于是为了年少的梦，开了间民宿，房间还布置成“初恋”“热恋”和“家庭”的主题，我和Seven住入“热恋”的房间，无怪乎老板娘神秘兮兮地问“你们是什么关系？”了。

六月，做了十五万分之一，在维园点燃烛光，听过华叔的演讲。今年，再也听不到了。

七月，入职。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每日早起、早间新闻、看报、读书，笑言“竟比做学生时还纯良”。

八月，做三日卖报工，夜班编辑。两日之后独立做版，稿子改得狠，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没勇气问那些日后成了同事的前辈，看到自己上版的稿子，会不会想吐血。

之前是培训结束的各种散伙，小组成员不约而同发烧感冒。在烈士陵园的咖啡馆里听人讲了很长很长的故事，细致到可怕，听得昏昏沉沉，但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生怕第二天醒来发现那是幻觉。后来白天再路过那间咖啡馆，仔细辨认那招牌，心想里面曾发生过一段多么感人又欢乐的故事。

九月，做了各种决定。有跌宕起伏，有波澜壮阔。谢谢有你倾听。

完成了城变的稿子，最后被迫撤版，可回忆起街坊们说过的话，便觉得对这城市的爱又增添了一分。年末联合书店的《城变》读者见面会还是去了，又见到柏叔，大老远地和我着招呼“天气冻啦。”还指着书店墙上他的照片哈哈笑“影得几好！”哦，就算是冬天，他还是每日穿粉色衬衣的，说“人都精神D嘛！”还有中大的李教授，戴着老花眼睛坐在电脑前，慢吞吞地打开文件夹寻找我需要的文档。不知她的香港电影史，什么时候能写完呢。

十月，突发。自认并不称职。可坐在周围的那些人，让你不好意思停下脚步。

十一月，亚运。十月一次打酱油的专访，将我卷入了开闭幕式的采访，直到亚残运的开闭幕式。

在东山口的永盈，听不丹代表团团长讲这个他国家的故事，他是排球协会会长，也是导游，他记得曾经接待过一对香港夫妇，后来还经常互通邮件。好多细节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没有一座室内篮球馆和排球馆，学校也没有专门的体育专业。他的国家曾经想申办南亚运动会，理由是“如果申办成功，就有多一点资金盖场馆了。”在硬件设施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这不是天方夜谭么？可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窘迫或不自在。

十二月，诗和歌。记录了很多安静的表情。我说坚持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是因为那值得。而有句没说的，叫“勿忘初心”。就像你一定会记得星海音乐厅外的江边，跟着街头艺人唱邓丽君的名曲，或是走在中大的林荫道上，和擦肩的学生们分享同样的悠然自在。

2010年留下的也只是吉光片羽，更多的故事，已经躺在过往的大门后，等有缘人造访的时候，才会开启吧。

既写过序，那么先搁下待续二字，再慢慢书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