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by Perry Link
为完成这本书，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掏出了钻研中文三十余年的积累——他的中文老师是语言学大家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在这本新作中，林培瑞一本正经地分析起“社会主义好”、“家庭子女多，小康会滑坡”这些在中国人听起来似远又近的口号，如同剥洋葱一般，从用字、用词、韵律到隐喻，一层一层地解剖，直达核心的政治内涵。中国读者读到这本书，应该会一边读一边会心大笑。
林培瑞首先探究了韵律的奥妙。试问，包含特殊韵律的句子改写后还能保持相同的语感吗？林培瑞认为，最初使用于古诗词当中的韵律让句子读起来“对劲”，有说服力，容易让人接受。
更重要的是，韵律对现代汉语已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革期间聚集在天安门的红卫兵们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一种“1-2，1-2，1-2-3”的韵律，类似的还有“灵魂深处干革命”、“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靠习得‘四旧’中的一种（即旧文化），来歌颂‘四旧’的反对者呢？”林培瑞在书中绕口地打趣道，毛泽东鼓吹“破四旧”，他自己却不见得能发现言语当中的“不正确”。
“韵律”和“隐喻”被费心地阐述了几个章节——林培瑞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教美国人学中文。本书的前两部分实际上是为最后一部分“政治”埋下伏笔。叠字、押韵、七律五律……因为这些手法，人们从诗词中读到了韵律的美，但腾挪到政治的话语体系下，它们成了“官话”的特征，让人读出的恐怕是“操纵”和“服从”。
林培瑞观察出了放大“官话”威力几条规律：不管“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口号多模糊，都得施加道德价值的暗示，以突显其“正确性”。毛喜欢用“最”字，比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强调结果导向的句式也能达到类似效果，有时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动词——“搞”。“搞社会主义”、“搞环保”、“搞双百方针”，等等。
政治宣誓的“官话”以朗朗上口的方式传播，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厂车间和村口的破墙根上，连识字不多的老太太都知晓它们的意思。这种修辞方法带来的结果是：人们不仅能够看到它并且记得，还会使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些诉求有的是政治上的，有的则是生活上的——“消灭敌人”和“消灭剩菜”，就共享了一个动词。
林培瑞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乾隆年间，“官话”名副其实，只为官员所用，但到了毛时代，“官话”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大革命可谓全民“官话”的巅峰时期，“政治正确的表达已经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即使文革结束，人们仍然无法摆脱“不说人话”的模式，上至政治学习，下至打结婚报告，都得说“官话”。
林培瑞还记得，1980年他在中山大学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希望能分到大一点的宿舍，于是给组织打报告。在报告中，他没有写“我能不能住大一点的宿舍？”而是问道：“能不能落实一下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10月，中组部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发布的意见中提出过“努力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好在，现在的年轻人不必为了一套宿舍，而这样拐弯抹角地说话了。
林培瑞去年出的书，有点像政治版的《说文解字》，即使被贵国拒绝入境二十年，还是能换着法子写出有价值的东西，还特别幽默。美国国会开了听证会讨论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老人家提供了证词，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I hear, on average, two or three inquiries per month from younger scholars who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avoid saying in order not to end up where I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