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见过吴念真的一面写下这些文字，是不是太随便？
但在别处，他的形象反复出现过，不能不让人记得：侯孝贤拍了《恋恋风尘》，讲吴念真初恋的故事；杨德昌说过《一一》里的NJ就是照着吴念真写的。
说他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因为关于他自己可讲的故事太多。行过的日子如此丰满，只有诚恳的记录才不显得挥霍。
在《这些人，那些事》的自序里，吴念真这样写道：
“日复一日一如川剧‘变脸’般随着工作或行程不停变换的角色扮演中，‘自己’这个角色反而少有上戏的机会，除了午夜场；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唯一的角色就叫‘回忆’。”
“戏有时候会演得很长很长，从午夜一直到天际露出微光；因为‘自己’在‘回忆’的导引下经常意外地与遗忘多时的某个阶段的另一个‘自己’再度重逢，于是，就像就别的老友偶然相遇一般，有更多的回忆被唤醒，一如梦境与梦境的连结，没有逻辑，无边无际。”
所以，回忆尽可能记得的一切，到头来还是为了记得那个‘自己’。
他在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用两个小时讲述了‘自己’，关于故乡，关于故事，关于生命际遇里的那些人。
关于故乡
吴念真在台湾九份的矿区长大，十多岁离家到台北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但他心里的故乡永远是山里那个角落。在那里，他帮长辈读报、写信，学会认字、做人，接受纯朴的管教，走出村庄到台北之后，故乡的一草一木远去了，情谊却已在他心里扎根。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富有感情的牵系和信任，当你知道你身处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时，最可安心。关于故乡的回忆，是最充沛的一部分。
吴念真的村庄早在1975年就已经消失，但散落各地的人仍然保持联络，婚丧喜庆还是必须参加，否则会被乡亲认为“看不起人了”。吴念真当过办桌的跑堂，后来年纪大了，就给年轻人当证婚人。
1989年，吴念真的父亲去世，那天刮起了台风。父亲的遗体晚上十点多进门，冒雨从各处赶来的村里长辈们已经在门边跪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吴家并无血缘关系。按照规矩，父亲出殡的棺木该由叔伯长辈来抬，可考虑到他们年纪大了，父亲生前就交代过让小字辈雇人做这件事。但到了出殡那天，叔伯长辈一大早就聚集在吴念真家中，吸完烟，默默把草鞋穿上，缠好白布，也不管吴家兄弟雇了人，抬起棺木，迈出门去，没有谁多说一句话。
那天也是个台风天，从吴家门口到平路有二十多级台阶，吴念真端着牌位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十几个叔叔伯伯抬着棺木，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了，常年在矿区工作患上了矽肺病，身体不好。一步一步走来，吴念真看到雨点打在他们苍白的脸上，十几双瘦弱的腿颤抖着，他忽然大哭起来，“我不是哭父亲，我哭的是十几个叔叔伯伯。”
这也是为什么吴念真在台北生活了超过四十年，却始终无法把那当做自己的故乡。“我对上一辈的情谊，人跟人的情谊非常珍惜。你经过那样的村庄之后，你在城市会受不了，城市里的就是一群寡情之物。经过最浓密的人与人的情感，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无法把它当成故乡。”
关于八十年代
台湾的八十年代在吴念真看来值得怀恋，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在各处喷涌，有什么大胆出格的想法也能受到鼓励。吴念真和朋友们办党外杂志，一口气注册六本，一本被禁，另外一本马上拿出来，吴念真开玩笑说，那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想杂志的名字，因为要做好随时被禁的准备。
昨天的讲座上，“杨德昌”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名字，吴念真记忆里的八十年代有他，关键词是“济南路69号”，他说，后来人说起杨德昌，很少有人记得那个地方。那是杨德昌的家，是他在中央印制厂当厂长的父亲留给他的房子。杨德昌回国后，那所房子就变成了电影导演和编剧们的聚会场所，用吴念真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的电影筹备处”。家里挂着一块很大的白板，大家想拍什么就往上面写，最多的时候出现过二三十个题材。家中的气氛并不紧绷，有谁累了，随地躺着就可以休息，或者斜斜地倚着讨论上三两句。
杨德昌给“基地”写了一副对联，对仗不工整，读来仍豪气冲天：“国片反动大本营，英雄创业小成本。”吴念真说：“那时候概念就是可不可以用最小的成本作出不一样的电影。我怀念济南路69号，我怀念白色的黑板，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也有很多痛苦的回忆。”
关于别人的故事
吴念真讲过自己的故事，也把许多听到的故事写到了书里，或是写成了剧本。
吴念真写过许鞍华的《客途秋恨》，讲的许鞍华母亲的故事。最开始吴念真在家中与她聊天，讨论拍什么样的故事。听到吴念真提起恋恋风尘的由来，许鞍华道出自己的一个故事，说她直到14岁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当年父亲到东北去，娶了母亲，回到广东，许鞍华只觉得妈妈跟其他广东人不一样，别家小女孩都留长发烫卷，唯有许鞍华被剪了西瓜头。她在奶奶身边长大，初中回到母亲身边，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
后来，许鞍华随母亲到日本探亲，她听不懂日语，从母亲与亲友交谈的言语中零星听到“master”的发音，猜大概是夸奖女儿念了硕士有出息，但许鞍华看到旁人流露出“讲坏话”的神情，问母亲，“他们是不是在说我什么？”母亲此时缓缓道：“你知道我在广东过什么日子了。”许鞍华方才体会到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中生活的恐惧感。后来她特意留在日本学日语，一两个月之后用日语给母亲打电话，听到了母亲宽慰的笑。
吴念真听到这个故事后说：“你还拍其他什么，拍这个好啦，里面有些细节已经讲出来了。”许鞍华顺水推舟道“啊，你帮我写吧。”于是有了后来这部电影。时隔二十一年，吴念真回忆起电影里的情节，一字一句描绘得还像昨日刚完成的作品一般清晰。
他也遭遇过陌生人倾诉的故事。有一次他坐计程车，遇到一个听交响乐的司机，觉得很特别，便攀谈起来，司机说，可不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吴念真耐心地一路听着，车子到了目的地，故事没讲完，吴念真还坐在车里，听到结尾。那是一个关于与前女友分离又偶遇的故事。
故事的后半段，前女友偶然坐上这个司机的计程车，打了一路电话，交代各种事情，直到下车离去，司机仍是一言不发，她忍不住敲敲车窗，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我所有的状况，告诉你现在心情，告诉你对过去同事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声Hello都不肯跟我说？”
后来，吴念真把这个故事写到了专栏里，叫《重逢》。